3月28日，教育部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，要求从2017年起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(EMBA)统一纳入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，考生参加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全国统一入学考试，由教育部划定统一的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，培养院校按照国家统一招生政策自主录取。

　　一年前曾征求高校意见

　　作为EMBA的办学方，王志(化名)对《意见》的出台感觉惊讶：“此前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已经据理力争很久了，还是这结果。”

　　而教育部则有更深层次的考量，它表示，此次《意见》出台，主要是针对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准、办学思想不够端正、办学行为有失规范等乱象。《意见》还明确杜绝“培训班”式、“放羊”式的培养方式，杜绝不上课或达不到规定课时而获得学位的现象;严禁降低标准授予学位学历、“花钱买学位”等行为，严肃查处教学评价中的权力寻租和不正之风。

　　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认为，将现行的各校自主招生改为全国统考的招生方式，不仅规范了招生纪律、合理定价、教学管理等办学细节，还极有可能提升EMBA的含金量，“跟之前的高价混学位相比，含金量无疑是增加了。”

　　据新华社消息，教育部负责人表示，文件起草历时近一年，重在推动EMBA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和促进改革发展。2015年初，各大开办EMBA项目的高校均收到了教育部《意见》的征求意见稿。时代周报记者看到，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，教育部拟定了两份EMBA招生改革方案：方案一是与最终意见稿相同的“统考”;方案二则对现存的自主招生方式进行规范和限制：“各培养单位每年招收……规模不得超过100人……各培养单位须按照考试大纲统一命题……每年……入学考试不得超过2次”。和方案一相比，方案二保留了高校EMBA自主招生的权力。

　　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、EMBA项目主任欧阳良宜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2015年3月份，北大汇丰曾汇总了北大3个商学院对招生改革的意见，并以书面形式提交给了教育部。除了积极以书面形式向教育部表达意见、通过全国MBA教育委员会进行沟通外，各大商学院也曾与教育部进行了数次直接沟通。

　　EMBA目前的遭遇，2008年时MBA也曾经历过。

　　2008年，本由高校自主招生的MBA项目，被教育部改为全国统考。“结果，2008年，所有MBA都在搞提前面试。上海交大一这样做，从清华、北大到其他985院校，迅速地全部跟进。商学院发现，只要搞提前面试，MBA的招生权就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上。”欧阳良宜据此预期，EMBA接下来亦出现提前面试。

　　一线商学院担忧招生质量

　　全国统考新政出台后，有人担心这可能会成为压垮某些高校EMBA项目的最后一根稻草。“现在整个EMBA的招生，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是往下降的”。作为一个对国内EMBA发展史非常了解的业内人士张诗华给出了具体数据：长江商学院原先招生的淘汰比例大概在7∶1，现在基本上维持在4∶1左右，“再到下面的学校，基本上没有淘汰的了，即使像清华、北大，现在的淘汰比例也就1.5∶1”。

　　如此趋势下，统考政策出台，张诗华预计：“EMBA项目可能会死掉一批。现在已经有一批是半死不活的了，比如像四川大学，像广西大学，本身招生已经很艰难。”

　　王志所在的商学院地处东部沿海，在这段海岸线上，从江浙沪到福建、广东，大量的“创一代”民营企业家学历不高、应试能力有限，他们是商学院EMBA的重要生源。王志说，中国有天赋的企业家很多，但是基本都是白手起家或者非管理专业出身，企业做大了，想要学习现代的管理方法，巨大的需求客观存在。

　　王志表示，EMBA招的就是董事长、总裁和总经理，只有他们才能付得起高昂的学费，学院也才有足够的经费、请得起世界一流的教授。“如果统考，能考得好的就是小年轻、部门经理，这种学霸型的能考上。真正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很多一代的、学历不是很高的民营企业家，根本考不进。”

　　在张诗华看来，《意见》的出台将引起EMBA考生数量的“报复性增长”：“至少已经有三个学校EMBA中心的主任这样讲过，但这是以透支未来生源为代价的，之后可能会断崖式下跌。”

　　面对新政策，部分一线商学院担心的不是招生数量，而是质量。

　　北大汇丰身处深圳，按照教育部和北大的规定，每年春、秋季两个班一共只能招收100名EMBA学员，过往申请人数总是爆满—欧阳良宜担心的是此后的学员质量和构成：民营企业家们可能会大幅度减少，代之以高管为主。“此前招收的企业家学员多在40岁以上，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准备考试。”

　　《意见》出台后，王志向时代周报记者展示的微信朋友圈中，有老学员在此帖留言：“我就没要那个戳(文凭)。”留言的是某中部城市的银行董事长，已从EMBA结业。

　　十年前就读于中山大学管理学院EMBA的广东中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高旭华，表示他念EMBA的目的是“想看看能否接触更多的一些企业家、教授，受点启发、充充电”，高旭华回忆，当时同班同学“有十来个都没答辩。自己做企业，学历就看得比较淡，不拿学位也没关系，学到该用的东西就行了。政府官员好像反而都拿了，不拿了回去不太好交代。”

　　王志表示，很多EMBA学员并不看重文凭。“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，学到点东西，他们就很满意了。”王志说。一家知名商学院副院长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，“实事求是地说，国内的商学院这两年发展很快，体制内商学院的老师们都非常努力。我们只能更加认真地把事情做好。”

　　高旭华认为应试考试不适合EMBA学员的选拔。“经商有时候需要天赋，有时生意做得很好的，不一定学习成绩好;学习成绩很好，不一定适合经商—一个好的经营者不一定是教授教得出来的。”

　　这一点得到了一位知名商学院的管理者的肯定：“有些能力，比如领导能力、决策能力、承担风险的能力，在重压下坚韧不拔的能力，是教不出来、培养不出来的。”

　　中式EMBA与政商关系

　　在新政出台之前，中国EMBA经历过一场长达12年的野蛮生长。

　　2002年，EMBA启动初期，教育部对招生院校实行总量控制，要求北大、人大、清华、复旦等10所院校，每校EMBA年招生规模不超过300人;其他的第一批招生院校包括中山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南京大学等20所院校，每年招生规模不超过100人。

　　随后的三四年里，中国的EMBA教育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，各校的招生名额开始突破限制。

　　2009年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第一批院校前十名高校EMBA招生名额放宽至400名，其他第一批招生院校放宽至200名。同时又审批了32所高校从2009年开始招生，名额限制在100名。

　　至此，EMBA在中国的行情年年见涨。2002年秋季班，国内几大排名靠前的EMBA的收费，基本在20万元左右，收费最高的长江商学院和清华经管学院，也只有25万元。到了2012年秋季班，以上EMBA项目的收费，全都超过了50万元。其中长江商学院涨幅最大，达到了65.8万元，是十年前的2.6倍。

　　在EMBA市场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，学费的高低与报名的需求之间，通常呈现反向关系：学费上涨抑制报名需求。但在中国，EMBA报名的需求与学费之间则呈现出一种同步上扬的趋势。2009年，金融危机阴云密布，EMBA学费逆势上扬。那一年，长江商学院的学费上涨比例高达35%，排名靠前的EMBA项目，报名的增长率均超过50%。

　　2014年7月，有关条例出台：中组部、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文，严禁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培训项目，此后各高校商学院迎来EMBA退学潮。

　　2015年3月，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发表文章指出，EMBA这类致力于培养“高级管理人员”的项目，近年来沾染了一些非正常的政商关系。这样的培训，已经异化为结交人脉的俱乐部、利益资源的集散地、官商勾结的名利场。某种程度上也是勾肩搭背的典型，是公私不分的样板。

　　“结交人脉的俱乐部、政商勾结的平台”正是中国EMBA最为外界诟病之处。

　　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统计，官员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平均比例为5%-10%，但各校之间相差很大。其中，以官员资源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，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达26.3%。另外，北大光华为12%，长江商学院11%，上海交大安泰学院为4%。而在厦门大学公布的20位EMBA优秀校友中，政府官员占了4位，占比20%。

　　对于“结交人脉的俱乐部、政商勾结的平台”的指责，高旭华的理解是：“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EMBA有同学会进行合作，本科同学间也一样会进行合作，还是大家的底线和原则问题，跟读EMBA没什么必然关系。”

　　这和曾执教于多所商学院的学者雪珥的观点相近。雪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政商勾结”的重点在于“勾结”，而不在于场所。同时，在官员角色“企业家化”的实际情况下，接受工商管理教育，实际上对官员帮助巨大。“首先我们必须承认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，经济发展是党政干部尤其是地方主政官员的头号大事，其工作与企业的董事长、总经理十分相似。这种官员的“企业家化”，先不去评价是否好，但不可否认是多年的现实情况。中国的官员曾经蜂拥就读EMBA，‘变味’的是学费的来源上。这与EMBA本身无关。”